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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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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61，185人和61，135人，5月5日和17日，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两场比赛，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分别创造了中超联赛历史第二和第三上座率纪录。
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比赛的上座人数。
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入场观众人数来看，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所谓最高开放80%座位的原则，而在具体客队球迷看台设置上，则是位于北看台左手边角旗区最上方的几个看台，客队看台和主队球迷完全连成一片，体育场会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新赛季至今，尚没有发生主客队球迷冲突的案例。
以申花最近两次大规模远征为例，上周末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大连方面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为申花球迷安排了往返梭鱼湾足球场的接驳公交车，这给申花球迷看球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个措施也得到了客队球迷的一致称赞。
中超联赛上座人数排行榜。
除了创纪录的上座率，京沪两地数千名远征球迷某种程度还极大撬动了两地文旅经济，这显然非常契合如今“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何拥抱赛事经济需认真研究
中超赛会制期间，大连就一直是联赛的一个赛会制所在地，而在从赛会制转为主客场的过渡阶段，大连也是最早允许球迷入场看球的城市。足球城在对待足球的观念上，的确值得其他一些中超球队所在城市借鉴。
上周末，3000余名申花球迷从上海奔赴大连，好几趟航班出现了绝大多数都是申花球迷的近乎包机现象，为此有的航班机组还特地通过广播的方式给远征球迷送上祝福。部分球迷也遭遇人在囧途的尴尬，部分球迷航班遭遇机械故障取消，有人改签的航班还遇到了备降烟台的小插曲，最终周五早上出发深夜近11点才抵达大连……
远征球迷撬动文旅经济
“当然，不是所有比赛两队球迷之间都会很友好的，那么根据过往的情况，也需要对比赛进行研判，如果可能出现风险，也需要有更多预案，而低风险的比赛，还是可以尽可能放宽限制。”
票房收入的确成为很多俱乐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上座率的俱乐部每一个主场比赛门票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500万元，一个赛季全部收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再加上当地管理部门的一些补贴和联赛分红，过去几年，就有过中甲和中超少数投入不大的俱乐部能够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球票收入。
大连英博主场和上海申花比赛全景图
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两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也把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作为重点工作。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算上抢到的主队区域球票，国安远征大连球迷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申花远征军更是突破3000人，“除了去年最后一轮打成都，申花这几年客场远征球迷人数最高差不多就是2000人左右。”
申花球迷带着俱乐部官方发售的登机箱远征大连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体育场办足球比赛，都遵循着最多开放80%座位的原则，以工体为例，实际入场最高人数不超过5.44万人，因此新工体最近几年上座率的纪录，就是本赛季主场6比1战胜山东泰山时的54，309人。
80%座位外的20%座位，行业内统称为安全区域座位，“但其实最多开放80%座位，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能多卖票。”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终足球比赛售票多少，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管理部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观赛，或者说对于赛事保障有足够的预案，那么完全可以让更多球迷入场观赛。”
上座率几乎达到满座
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主场场均上座率超越4万人的球队包括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成都蓉城，而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两家球队上座率接近4万人，保持两万人左右上座率的球队还包括天津津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云南玉昆、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等球队。
一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足球赛事背后的经济，也需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认真研究，比如具体赛程的确定上，大连英博对阵国安和申花比赛创下上座率纪录，和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两场大连分别对阵国安和申花，上座率分别达到61，185人和61，135人，这已经非常接近6.3万名最高容纳人数了，占比已经超过97%。作为专业足球场，其实梭鱼湾并不是中超所有球场中容量最高的那个。全新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可以容纳6.8万名观众，那么为何还是梭鱼湾连续创下上座率纪录？
简单估算一下，上海往返大连的机票加上常规的两晚住宿，平均每人的花费就至少在2000元，如果算上吃饭、旅游打卡等其他开销，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3000人左右的远征球迷，带动千万元左右级别的消费，是可以预见的。
俱乐部负责客场球迷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起初认为较远的大连客场远征人数应该不会突破2000人，“但实际上周一抢票没几轮就抢光了，后来很多申花球迷不得已去抢了主队区域的票。”
周末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路，到处都是身穿蓝色外套的申花球迷，很多申花球迷还特地打卡了一家于汉超爱吃的面店和大连著名传统足球名校东北路小学。市中心几家著名的海鲜烧烤店，晚上排队人群中也都是蓝色身影。比赛日当天上午，申花球迷还特地去了大连英博官方纪念品商店，买了很多盲盒公仔、围巾等纪念品……
而对于比赛双方两地的文旅来说，如何配合俱乐部更好为客队球迷提供看球方便，也是吸引客队球迷更多前来观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本地管理部门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足球比赛，不要在入场人数等方面做太多限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同时，两家俱乐部也可以就主客场对等接待球迷数量方面尽可能宽限，为更多客队球迷来看球提供便利条件。”
而上赛季联赛最后一轮，成都方面也对于数千名申花远征球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最后一轮会有大批申花球迷到来，蓉城俱乐部第一时间和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多种预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其中就包括特地在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第二现场，统一安排没有买到票的球迷集体观赛。
成都蓉城为远征申花球迷在体育场附近开辟第二现场
对阵国安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球迷可以看完比赛直接乘坐飞机返回，而申花比赛是在周六傍晚，上海很多球迷都是选择搭乘第二天晚上回沪的航班，这样白天还能在大连继续游玩。
公开资料显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可容纳球迷6.3万名，本赛季第三轮，大连英博首个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就有60，126名球迷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当时就已经是2012年10月20日江苏舜天和广州队巅峰对决65，769人上座率后的中超联赛最高纪录。
大连最近两场中超联赛创造上座率纪录，背后还有国安和申花两支俱乐部“远征军”的功劳。按照主客场对等接待的原则，根据体育场实际开放的情况，大连英博俱乐部本赛季可以给客队提供最多2000张球票。
作为职业联赛为数不多走过30年以上的俱乐部，国安和申花聚集了大量习惯和球队一起远征的球迷，这批球迷往往也有很强的消费力。足球和中超联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承担着相关功能。
“每一轮具体比赛的开球时间，还是参考各个俱乐部意见为主，然后中足联会根据转播需求做统筹安排，那么在确定开球时间上，俱乐部和当地文旅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都是拥抱赛事经济很重要的环节。”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球队数据】
北京时间10月18日凌晨，2024-2025赛季意甲女排联赛第13轮提前进行了一场较量。朱婷加盟的科内利亚诺女排客场3-0轻取佩鲁贾3战皆捷，三局比分为25-14、25-17和25-21。此役朱婷以自由人身份报名，首次进入科内利亚诺的参赛大名单，但她并未登场。
此役科内利亚诺的首发阵容为主攻加比（巴西）、拉涅尔（美国），副攻卢比安、齐里切拉，接应阿德格维，二传沃沃什（波兰）和自由人德吉纳罗。
本场较量科内利亚诺的主攻加比力夺13分荣膺MVP，本赛季意甲开赛以来首次主打的本土接应阿德格维贡献12分，主攻拉涅尔赢得10分。佩鲁贾的接应内梅斯（匈牙利）拿下全场最高的16分仍难救主。 （高加索）
【历史交锋】
北京时间9月19日，西甲第7轮，西班牙人主场迎战埃尔切。开场第7分钟，埃尔切球员费德里科·雷东多犯规，VAR介入后直红罚下——西班牙人早早多打一人，天胡开局。结果呢？1-3，主场输球，还顺手帮对手创造了历史。
先说这“历史”是什么。据统计，埃尔切成为西甲历史上首支在开场前10分钟有球员被罚下的情况下，仍能在客场以至少两球优势取胜的球队。此前有四支客队做到过“早红还赢球”，但净胜球全是1个——1935年的巴萨、1972年的马竞、2002年的巴列卡诺、2011年的皇马（卡西利亚斯第2分钟被罚下那场）。埃尔切这次直接干了个3-1，把前辈们的纪录踩在脚下。西班牙人这“背景板”，当得够称职。
教练的排兵布阵也被喷惨了。“上一场瞎搞导致奥马尔红牌，最先埋下伏笔；小将水平实在一般；15号和22号拉完了；下半场换人莫名其妙，单后腰埃杜控不住球，还浪费了唯一能稳定传中的点。”总结成一句话：瞎排阵容加毫无战术，就是这赛季的主题。只赢过赛季初动荡的莱万特和教练更菜的大奥，两次多打一人对塞维要绝平，对埃尔切直接被橄榄。
问题出在哪儿？多打一人，进攻毫无章法。三四个人往人堆里钻，等球等不到，还老被造越位。传中没几次能传明白的，就算传进去也是一通乱战被解围，转头就送对手反击。有球迷吐槽：“主队下半场只会无脑传中，前锋能力太差，全是越位。这种球队拉低了西甲整体水平。”话虽狠，但场面确实难看。埃尔切少打一人，最后十几分钟还能反击几次甩开西班牙人后卫——这体能、这专注度，谁少打一人还真不好说。
比赛过程更让人无语。第26分钟，西班牙人门将德米罗维奇出击失误，尼尼奥进球，0-1。第29分钟，尼尼奥后点包抄垫射，0-2。多打一人还两球落后，这剧本谁敢信？第72分钟，维克托·丘斯特抢点时不慎自摆乌龙，西班牙人1-2扳回一城。可第78分钟，巴莱拉突破直面门将挑射进球，1-3，彻底杀死悬念。
多打一人反被“反噬”，西班牙人这场输得丢人。趁国际比赛日赶紧换教练重新调教吧，不然这赛季，够呛。埃尔切则用一场史诗级胜利告诉西甲：少一个人，照样能赢你两个。
【球员介绍】
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
对于媒体的问询，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姚主席在单位呢”，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别听那些，谣言！”
前男篮教练、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他跟队时间最长，对训练、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很内行，我对他很有信心。”
说这话时，是男篮兵败之后，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暗指的就是姚明。
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推广小篮球项目，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
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工资帽制度、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避免少数球队垄断，促进联赛整体繁荣；
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难免碰壁。
一方面，主抓国家队成绩，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抓好国家队，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反之，则会……
比如“双国家队模式”的尝试，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
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但在篮球圈里，根本没人信。
所以，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
其实在姚明上任前，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
在任上，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办分离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似乎有了争议。
例如体教结合、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可惜，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
在姚李上任之初，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李金生的使命，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让篮协去行政化，真正迈向职业化。
2017年姚明上任时，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移交给篮协，舆论一度欢呼这是“脱钩”了。
而在2017年前后，改革的大方向是：管办分离，改变行政体育思路，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过，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体育学院毕业，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当过中国男篮领队、竞赛部主任等，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
当然，有时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在男篮输给菲律宾，无缘奥运会后，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辞职回家，杭州离上海也近；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改革）”。
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时间点，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而中后期的姚主席，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
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而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
换句话说，摸石头过河的同时，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中国篮球改革“需要一场大手术，而不是小修小补”，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大手术在哪儿？
举个例子，同在2017年，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于前一年撤编），足协与总局在“形式上”脱钩，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兰成，成为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
可也许更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至于后来“脱钩不脱离”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甚至被收回？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
姚明任期内，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2018/202），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女篮方面，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
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
在中国体育圈，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销，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
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该怎么做？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在重大决策时，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篮管中心的高层，兼任篮协副主席，既是协助姚明工作，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可谓“既是副手，也是上级”。
姚明上任一年后，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姚李搭档”只存在了一年。
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姚主席是技术官僚，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但也仅此而已。
过去，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和项目协会（例如足协、篮协），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现在看来，当一条路走不通，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
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国家队成绩——的滑坡，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
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补”，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能够说了算的吗？
而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姚李组合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在当时，“去行政化”是整体改革方向。
众说纷纭，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排名第5，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2017年男篮亚洲杯，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
在姚主席上任时，李金生说：“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他干事很钻研，当篮协主席很合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而临时接替他的，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李普利）
【比赛分析】
61，185人和61，135人，5月5日和17日，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两场比赛，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分别创造了中超联赛历史第二和第三上座率纪录。
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比赛的上座人数。
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入场观众人数来看，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所谓最高开放80%座位的原则，而在具体客队球迷看台设置上，则是位于北看台左手边角旗区最上方的几个看台，客队看台和主队球迷完全连成一片，体育场会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新赛季至今，尚没有发生主客队球迷冲突的案例。
以申花最近两次大规模远征为例，上周末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大连方面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为申花球迷安排了往返梭鱼湾足球场的接驳公交车，这给申花球迷看球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个措施也得到了客队球迷的一致称赞。
中超联赛上座人数排行榜。
除了创纪录的上座率，京沪两地数千名远征球迷某种程度还极大撬动了两地文旅经济，这显然非常契合如今“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何拥抱赛事经济需认真研究
中超赛会制期间，大连就一直是联赛的一个赛会制所在地，而在从赛会制转为主客场的过渡阶段，大连也是最早允许球迷入场看球的城市。足球城在对待足球的观念上，的确值得其他一些中超球队所在城市借鉴。
上周末，3000余名申花球迷从上海奔赴大连，好几趟航班出现了绝大多数都是申花球迷的近乎包机现象，为此有的航班机组还特地通过广播的方式给远征球迷送上祝福。部分球迷也遭遇人在囧途的尴尬，部分球迷航班遭遇机械故障取消，有人改签的航班还遇到了备降烟台的小插曲，最终周五早上出发深夜近11点才抵达大连……
远征球迷撬动文旅经济
“当然，不是所有比赛两队球迷之间都会很友好的，那么根据过往的情况，也需要对比赛进行研判，如果可能出现风险，也需要有更多预案，而低风险的比赛，还是可以尽可能放宽限制。”
票房收入的确成为很多俱乐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上座率的俱乐部每一个主场比赛门票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500万元，一个赛季全部收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再加上当地管理部门的一些补贴和联赛分红，过去几年，就有过中甲和中超少数投入不大的俱乐部能够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球票收入。
大连英博主场和上海申花比赛全景图
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两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也把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作为重点工作。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算上抢到的主队区域球票，国安远征大连球迷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申花远征军更是突破3000人，“除了去年最后一轮打成都，申花这几年客场远征球迷人数最高差不多就是2000人左右。”
申花球迷带着俱乐部官方发售的登机箱远征大连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体育场办足球比赛，都遵循着最多开放80%座位的原则，以工体为例，实际入场最高人数不超过5.44万人，因此新工体最近几年上座率的纪录，就是本赛季主场6比1战胜山东泰山时的54，309人。
80%座位外的20%座位，行业内统称为安全区域座位，“但其实最多开放80%座位，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能多卖票。”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终足球比赛售票多少，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管理部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观赛，或者说对于赛事保障有足够的预案，那么完全可以让更多球迷入场观赛。”
上座率几乎达到满座
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主场场均上座率超越4万人的球队包括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成都蓉城，而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两家球队上座率接近4万人，保持两万人左右上座率的球队还包括天津津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云南玉昆、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等球队。
一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足球赛事背后的经济，也需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认真研究，比如具体赛程的确定上，大连英博对阵国安和申花比赛创下上座率纪录，和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两场大连分别对阵国安和申花，上座率分别达到61，185人和61，135人，这已经非常接近6.3万名最高容纳人数了，占比已经超过97%。作为专业足球场，其实梭鱼湾并不是中超所有球场中容量最高的那个。全新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可以容纳6.8万名观众，那么为何还是梭鱼湾连续创下上座率纪录？
简单估算一下，上海往返大连的机票加上常规的两晚住宿，平均每人的花费就至少在2000元，如果算上吃饭、旅游打卡等其他开销，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3000人左右的远征球迷，带动千万元左右级别的消费，是可以预见的。
俱乐部负责客场球迷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起初认为较远的大连客场远征人数应该不会突破2000人，“但实际上周一抢票没几轮就抢光了，后来很多申花球迷不得已去抢了主队区域的票。”
周末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路，到处都是身穿蓝色外套的申花球迷，很多申花球迷还特地打卡了一家于汉超爱吃的面店和大连著名传统足球名校东北路小学。市中心几家著名的海鲜烧烤店，晚上排队人群中也都是蓝色身影。比赛日当天上午，申花球迷还特地去了大连英博官方纪念品商店，买了很多盲盒公仔、围巾等纪念品……
而对于比赛双方两地的文旅来说，如何配合俱乐部更好为客队球迷提供看球方便，也是吸引客队球迷更多前来观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本地管理部门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足球比赛，不要在入场人数等方面做太多限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同时，两家俱乐部也可以就主客场对等接待球迷数量方面尽可能宽限，为更多客队球迷来看球提供便利条件。”
而上赛季联赛最后一轮，成都方面也对于数千名申花远征球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最后一轮会有大批申花球迷到来，蓉城俱乐部第一时间和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多种预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其中就包括特地在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第二现场，统一安排没有买到票的球迷集体观赛。
成都蓉城为远征申花球迷在体育场附近开辟第二现场
对阵国安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球迷可以看完比赛直接乘坐飞机返回，而申花比赛是在周六傍晚，上海很多球迷都是选择搭乘第二天晚上回沪的航班，这样白天还能在大连继续游玩。
公开资料显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可容纳球迷6.3万名，本赛季第三轮，大连英博首个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就有60，126名球迷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当时就已经是2012年10月20日江苏舜天和广州队巅峰对决65，769人上座率后的中超联赛最高纪录。
大连最近两场中超联赛创造上座率纪录，背后还有国安和申花两支俱乐部“远征军”的功劳。按照主客场对等接待的原则，根据体育场实际开放的情况，大连英博俱乐部本赛季可以给客队提供最多2000张球票。
作为职业联赛为数不多走过30年以上的俱乐部，国安和申花聚集了大量习惯和球队一起远征的球迷，这批球迷往往也有很强的消费力。足球和中超联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承担着相关功能。
“每一轮具体比赛的开球时间，还是参考各个俱乐部意见为主，然后中足联会根据转播需求做统筹安排，那么在确定开球时间上，俱乐部和当地文旅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都是拥抱赛事经济很重要的环节。”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球队数据】
北京时间10月18日凌晨，2024-2025赛季意甲女排联赛第13轮提前进行了一场较量。朱婷加盟的科内利亚诺女排客场3-0轻取佩鲁贾3战皆捷，三局比分为25-14、25-17和25-21。此役朱婷以自由人身份报名，首次进入科内利亚诺的参赛大名单，但她并未登场。
此役科内利亚诺的首发阵容为主攻加比（巴西）、拉涅尔（美国），副攻卢比安、齐里切拉，接应阿德格维，二传沃沃什（波兰）和自由人德吉纳罗。
本场较量科内利亚诺的主攻加比力夺13分荣膺MVP，本赛季意甲开赛以来首次主打的本土接应阿德格维贡献12分，主攻拉涅尔赢得10分。佩鲁贾的接应内梅斯（匈牙利）拿下全场最高的16分仍难救主。 （高加索）
【历史交锋】
北京时间9月19日，西甲第7轮，西班牙人主场迎战埃尔切。开场第7分钟，埃尔切球员费德里科·雷东多犯规，VAR介入后直红罚下——西班牙人早早多打一人，天胡开局。结果呢？1-3，主场输球，还顺手帮对手创造了历史。
先说这“历史”是什么。据统计，埃尔切成为西甲历史上首支在开场前10分钟有球员被罚下的情况下，仍能在客场以至少两球优势取胜的球队。此前有四支客队做到过“早红还赢球”，但净胜球全是1个——1935年的巴萨、1972年的马竞、2002年的巴列卡诺、2011年的皇马（卡西利亚斯第2分钟被罚下那场）。埃尔切这次直接干了个3-1，把前辈们的纪录踩在脚下。西班牙人这“背景板”，当得够称职。
教练的排兵布阵也被喷惨了。“上一场瞎搞导致奥马尔红牌，最先埋下伏笔；小将水平实在一般；15号和22号拉完了；下半场换人莫名其妙，单后腰埃杜控不住球，还浪费了唯一能稳定传中的点。”总结成一句话：瞎排阵容加毫无战术，就是这赛季的主题。只赢过赛季初动荡的莱万特和教练更菜的大奥，两次多打一人对塞维要绝平，对埃尔切直接被橄榄。
问题出在哪儿？多打一人，进攻毫无章法。三四个人往人堆里钻，等球等不到，还老被造越位。传中没几次能传明白的，就算传进去也是一通乱战被解围，转头就送对手反击。有球迷吐槽：“主队下半场只会无脑传中，前锋能力太差，全是越位。这种球队拉低了西甲整体水平。”话虽狠，但场面确实难看。埃尔切少打一人，最后十几分钟还能反击几次甩开西班牙人后卫——这体能、这专注度，谁少打一人还真不好说。
比赛过程更让人无语。第26分钟，西班牙人门将德米罗维奇出击失误，尼尼奥进球，0-1。第29分钟，尼尼奥后点包抄垫射，0-2。多打一人还两球落后，这剧本谁敢信？第72分钟，维克托·丘斯特抢点时不慎自摆乌龙，西班牙人1-2扳回一城。可第78分钟，巴莱拉突破直面门将挑射进球，1-3，彻底杀死悬念。
多打一人反被“反噬”，西班牙人这场输得丢人。趁国际比赛日赶紧换教练重新调教吧，不然这赛季，够呛。埃尔切则用一场史诗级胜利告诉西甲：少一个人，照样能赢你两个。
【球员介绍】
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
对于媒体的问询，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姚主席在单位呢”，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别听那些，谣言！”
前男篮教练、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他跟队时间最长，对训练、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很内行，我对他很有信心。”
说这话时，是男篮兵败之后，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暗指的就是姚明。
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推广小篮球项目，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
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工资帽制度、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避免少数球队垄断，促进联赛整体繁荣；
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难免碰壁。
一方面，主抓国家队成绩，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抓好国家队，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反之，则会……
比如“双国家队模式”的尝试，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
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但在篮球圈里，根本没人信。
所以，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
其实在姚明上任前，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
在任上，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办分离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似乎有了争议。
例如体教结合、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可惜，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
在姚李上任之初，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李金生的使命，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让篮协去行政化，真正迈向职业化。
2017年姚明上任时，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移交给篮协，舆论一度欢呼这是“脱钩”了。
而在2017年前后，改革的大方向是：管办分离，改变行政体育思路，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过，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体育学院毕业，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当过中国男篮领队、竞赛部主任等，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
当然，有时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在男篮输给菲律宾，无缘奥运会后，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辞职回家，杭州离上海也近；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改革）”。
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时间点，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而中后期的姚主席，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
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而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
换句话说，摸石头过河的同时，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中国篮球改革“需要一场大手术，而不是小修小补”，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大手术在哪儿？
举个例子，同在2017年，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于前一年撤编），足协与总局在“形式上”脱钩，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兰成，成为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
可也许更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至于后来“脱钩不脱离”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甚至被收回？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
姚明任期内，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2018/202），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女篮方面，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
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
在中国体育圈，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销，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
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该怎么做？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在重大决策时，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篮管中心的高层，兼任篮协副主席，既是协助姚明工作，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可谓“既是副手，也是上级”。
姚明上任一年后，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姚李搭档”只存在了一年。
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姚主席是技术官僚，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但也仅此而已。
过去，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和项目协会（例如足协、篮协），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现在看来，当一条路走不通，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
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国家队成绩——的滑坡，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
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补”，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能够说了算的吗？
而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姚李组合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在当时，“去行政化”是整体改革方向。
众说纷纭，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排名第5，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2017年男篮亚洲杯，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
在姚主席上任时，李金生说：“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他干事很钻研，当篮协主席很合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而临时接替他的，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李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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